李波：对重庆抗战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的思考

抗战文化遗址，作为历史文化名城——重庆最富价值、最具代表性的资源，是最重要的文化遗产和城市发展的宝贵财富。一段时间以来，重庆市在抗战文化遗址的保护利用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但在认识、规划和投入等方面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不少遗址特别是城市中心地带的一些遗址因为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影响而毁损严重，原来俯拾皆是、后来散存民间的抗战遗物，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消亡之中。随着这些历史印记的消失，重庆在近代历史上的作用或许将会逐步被人们淡忘，一种地域文化也将随之失色。因此，加强对重庆抗战文化遗址的抢救和保护已经刻不容缓！

抗战文化遗址是重庆最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

历史文化是城市文化的根基，只有不断去发现、确认、抢救、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才能延续文脉，传承历史，融入现代，使城市发展从历史走向未来。一个城市不能被代替的个性内容，就在它的历史遗存之中。一旦失去了历史遗存，与历史中断，看不清自己的性格轮廓，必然会在彼此走入雷同、陷入迷茫。

抗战史是重庆历史上的辉煌一页，是重庆之所以被命名为“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原因，抗战时期的重庆与华盛顿、伦敦、莫斯科一起被列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四大历史名城。抗战爆发后，全国1/3以上的高等院校（40余所），2/3以上的军事工业，90%的专家学者如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夏衍、臧克家、冰心等文艺界人士，冼星海、光未然、贺绿汀、马思聪等音乐界人士，徐悲鸿、丰子恺、傅抱石、李可染、刘海粟等美术界人士，张伯苓、胡庶华、周均时等教育界人士纷纷迁往重庆，从而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文化中心由东向西的历史性大迁徙。国共两党无数军政界名人要人，文学、科学、艺术、教育、理论学术、经济等诸多领域的大师级人物，都在重庆这块土地上留下了厚重的历史印痕。

抗战时期留下了大批以国民政府遗址为代表的政府机构遗址、外国使馆遗址和众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要人旧居等人文景观。据不完全统计，重庆重要的抗战遗址遗迹有260余处，实际数目还不止于此。其中不少是国家级及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一部分已辟为纪念馆或纪念地正式对外开放，成为蜚声国内外的旅游参观景点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沙坪坝区为例，全区分布着200余处抗战文化遗址，重要遗址100多处，占全市抗战遗址的一半，除去早已被毁的一部分，剩下的经过近年来的抢救性保护得以保存，如郭沫若故居、冯玉祥旧居、蒋介石官邸、美龄楼、美龄舞厅、马歇尔公馆、林森公馆、林森墓、《新华日报》印刷所旧址、国立音乐院旧址，等等。这些抗战遗址，是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卓越贡献的史证，也是国共合作，共赴国难的历史见证。

抢救保护好这些抗战文化遗址，关系到重庆城市文化的建设与创新，关系到重庆人文精神的培育，关系到重庆实现科学发展的竞争力和软实力。抢救、修复、保护有价值的抗战遗址，体现了对民族的认同，有利于促进爱国主义统一战线建设和两岸关系的发展；抢救保护好抗战遗址，就是给后人留下一份生动而长久的国情与历史教材，是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弘扬抗战精神的需要。同时，抢救保护好抗战遗址，充分挖掘利用其内涵，对重庆现代化建设和现代文明发展至关重要。

近年来，重庆市从市级到各级区、县政府都加大了抗战文化遗址保护工作的支持力度。以沙坪坝区为例：沙坪坝区的抗战文化资源数量多、价值大，有郭沫若写出《甲申三百年祭》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暨文化工作委员会旧址，被誉为“中国交响乐的摇篮”的位于青木关镇的国立音乐院，还有国民政府众多军政机关如行政院、监察院、考试院，管理外蒙古地方、西藏地方及其他各省蒙古族、藏族聚居区的行政、宗教及其他各项事务的蒙藏委员会旧址等。沙坪坝区委、区政府近年来投入3 000多万元，修复了冯玉祥旧居、郭沫若旧居、重庆谈判纪念馆、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磁器口抗战教育博物馆）、张治中旧居等抗战文化遗址，启动了歌乐山（山洞）地区的抗战遗址群保护及抗战文化风貌街区的打造。

但是，目前抗战文化遗址保护工作仍存在种种问题和困难，主要表现在：

一是抗战文化遗址的损坏严重。重庆大量抗战历史遗址遗迹失管失修的情况严重，除一部分革命历史遗址外，其他遗址遗迹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不少抗战遗址仅仅得到文物保护的确认而已，充其量有一块牌子，有的甚至连牌子也没有。由于产权多元化和房产交易等原因，很多遗址遗迹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大都已灰暗破旧、断壁残垣、湮灭在杂草之中。

二是缺乏专门的保护、开发规划和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在保护规划方面，作为《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重要组成部分的《重庆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已陆续将很多重庆抗战遗址纳入了规划中。迄今为止，重庆市还没有一个全面对重庆抗战文化资源进行保护、开发的专门规划，是重庆抗战文化资源保护、开发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已有的规划无论是在规划的指导思想和科学性方面，还是在规划的可操作性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一方面缺乏专门的保护历史文化资源的法规和措施，另一方面对已有的城市规划和文物保护法规执法还缺乏力度。

对抗战文化遗址保护工作的建议

把重庆的文化资源优势转变为文化产业优势，是当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这就需要我们突破思想上的束缚，突破管理体制的障碍，突破运行模式上的制约，把抗战文化资源保护好、利用好。为此，提出四点建议：

一是尊重历史，面向未来。加强抗战文化资源的抢救与保护工作，就要在思想上与时俱进，不能仅仅停留于传统的思维方式。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时期，重庆抗战文化资源的精神主体，体现的是中华民族热爱和平、团结御侮、救国图强的民族精神。正确认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意义，肯定其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作用，是加强抗战文化遗址保护力度、促进重庆抗战文化发扬光大的重要体现。

二是建议立规立法。资源遗址的产权、文物的管理权和开发经营权分属不同的管理部门，是制约重庆抗战文化资源利用的重要体制因素。如拥有中正楼、美龄楼、马歇尔公馆、林森公馆以及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下榻处的林园，文物价值极其珍贵。但属于军事管制地区，建议采用以地置换的办法来实现此类遗址的保护性利用。

同时，文物管理机构的权力十分有限，也是制约重庆抗战文化遗址保护与开发的重要因素。很多珍贵的抗战文化资源因为城市建设而遭到破坏，但文物部门却没有足够的权力和办法加以制止。建议制定专门的《重庆市抗战文化遗址保护条例》和《重庆市抗战文化遗址保护管理办法》，切实做到“将抗战文化遗址保护工作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纳入城乡建设规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体制改革，纳入领导责任制”。

三是统一规划，多层次、多渠道、多办法进行保护性开发。现有的重庆抗战文化遗址保护模式，大多是由各级政府投资修复，但财政经费有限，难以筹措大量资金用于这些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大批遗址无法修缮对外开放，许多被单位和居民使用的遗址由于经费缺乏无法实施搬迁。突破现有运行体制障碍，一方面争取中央相关部门专项经费，一方面多渠道融资，鼓励产权单位、知名企业、个人等参与抗战文化遗址保护工作，“不求所有，但求所在”。同时，改革运行模式，引导已开发和正开发的抗战遗址在实现其社会价值的同时，逐步实现其经济价值。

四是建立一座综合性抗战历史博物馆。抢救和保护重庆抗战文化遗产，最好的一个途径是在歌乐山建立一座综合性抗战历史博物馆，系统地介绍抗战文化的内涵，从而让人们全面了解抗战文化的丰富内容，增强对重庆文化的认识，进而深切地感受重庆的魅力。（原文见《重庆日报》理论版。作者：李波 系重庆市“巴渝新秀”青年文化人才，重庆市历史文化名城专业学术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 图片由沙坪坝区文物管理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