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寂寂无名到驰名中外 大足石刻“申遗”成功的背后故事

12月1日，对重庆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20年前的这一天，远在非洲的摩洛哥传来消息，当地时间上午11时45分，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3届全委会一致同意将中国重庆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继敦煌莫高窟后中国第二个石窟类世界文化遗产，也是目前重庆唯一一处世界文化遗产。

缘起 “这是一座未开发的金矿”

1980年2月的一天，在渝工作的加拿大语言学家斯徒尔特来到大足，邀请方是重庆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这位改革开放后首位受邀参观大足石刻的外国人，被石刻之美震住了，在现场大声喊出：“这是一座未开发的金矿。” 　　

“金矿”的“含金量”有多高呢？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黎方银称，大足石刻以宝顶山、北山、石篆山、南山、石门山摩崖造像等为代表，现存5万多尊石刻造像，是晚唐至南宋时期中国石窟艺术史上最为壮丽辉煌的代表作，也是世界石窟艺术史上的最后丰碑。在此之后，世界范围内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规模和影响力的石窟造像。

在斯徒尔特来大足之前，这座“金矿”也曾得到学者们的关注。 　　

1945年，著名史学家杨家骆组织的考察团来大足石刻考察，揭开了大足石刻科学考察的序幕。1947年，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学术报告，首次将大足石刻介绍给国际学术界，反响强烈。

1980年4月，大足石刻迎来了第二位受邀参观的外国学者——在四川外语学院（四川外国语大学前身）任教的日本学者石川一成，大足石刻之美同样震撼了这位日本人。回到日本后，石川一成在《读卖新闻》《朋友》杂志上发表了多篇介绍大足石刻的文章，盛赞其在石窟艺术史上的地位，这也是大足开放初期日本游客比例最大的重要原因。宝顶山和北山，同年上半年获四川省政府批准为“非正式参观点”，下半年又获准为“正式开放参观点”。 　　

1982年10月9日，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大足县（当时归属四川）被列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地区，大足石刻正式打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其魅力受到越来越多的游客认可。

发力  大幕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拉开

1986年，大足石刻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申报《世界遗产名录》预备名单。此前一年，中国正式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 　　

1987年，郭相颖从相关文物专家口中第一次听到大足石刻已被列入申报《世界遗产名录》预备名单的消息。同年12月，长城等获准成为中国第一批世界遗产。

世界遗产是什么？成为世界遗产有哪些好处？郭相颖开始有心收集有关资料，并向专家和国家文物局有关人士等请教申遗相关知识。 　　

专家们的回答是，跻身《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需要具有极高的人文价值，较高的保护、研究水平与成果，以及对保存文物有利的环境条件。

“大足石刻集中国石窟艺术之大成，申遗成功的可能性大，但研究人才和成果欠缺以及环境问题等，有可能成为申遗的‘拦路虎’。”郭相颖坦言。 　　

上世纪90年代，重庆市政府成立“重庆市大足石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市园林局、市环保局、市国土局、市文化局等市级部门和大足县政府相互配合，正式拉开申遗大幕。

为了给申报提供组织保障，重庆市编委批准大足县文管所更名为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由科级升格为处级，从而让大足石刻的管理机构职能基本健全。与此同时，组织开展了文献和研究成果的收集整理工作，涌现出《大足石刻铭文录》《大足石刻雕塑全集》《大足石刻研究文集》等学术著作，培养出以黎方银为代表的一批人才。 　　

申遗工作加快推进，而文物区环境质量是否达标，是申遗成败的关键。为此，郭相颖推动开展广泛宣传，让群众对环保搬迁工作予以理解和支持。18个单位、125户居民为保护文物搬迁，保护范围内臭气熏天的水池、杂乱的摊位、污染严重的猪圈得到彻底整治。

当时，宝顶山周边环境很脏，圣迹池中的污水通过九龙浴太子出水口排出，远远就能闻到臭味。 　　

清淤整治工程在1998年动工。“那年秋天，数百名工作人员一起清理池塘中的污泥。清理好后，还建了雨污分流系统。”大足石刻研究院副院长蒋思维回忆道。

除了清淤外，相关方面还对大足石刻景区内的部分生活建筑进行了拆迁，拆迁总面积达3.19万平方米；完成绿化面积10.46万平方米；新建或整治景区公路12公里。 　　

多年持续不断的整治，让大足石刻景区面貌焕然一新。

成功 “同意中国重庆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所有这一切的筹备中，还有一项举足轻重的工作——申报文本的编写。当年大足石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文本，包括遗产辨认、列入理由、描述、管理、影响遗产的因素、监测、文献等7个部分，由黎方银牵头负责编写。 　　

1997年7月至12月，申报文本五易其稿，经国家文物局专家三次审核，终于定稿。但让黎方银等人始料未及的是，在1998年春节放假前两天，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收到了国家文物局发来的一摞英文传真。

“原来世界遗产委员会又提供了新的文本格式，这就意味着2/3的内容要重新进行编写。”黎方银说，那个春节，他和同事们一天都没有休息。 　　

1998年3月14日，文本调整完成。3月15日和16日，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来渝主持召开专家论证会，文本在会上一次性通过，并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给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8月9日，大足石刻在世界遗产中心成功注册。

事后，国家文物局把大足《文本》推荐为日后申报范本。1999年4月，《文本》荣获重庆市第一次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市府颁发了奖状和证书。在巴黎主席团会和摩洛哥全委会陈列案上，大足《文本》十分引人注目，与会代表争相阅读。 　　

万事俱备，静候佳音。

1999年12月1日，在摩洛哥举行的第2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大足石刻迎来了申遗最重要的时刻。作为申遗代表团一员，坐在现场的郭相颖心情紧张。有国外与会专家发问，“大足石刻”和“宝顶山”是不是一个项目？眼看审议就要受阻。 　　

急中生智的郭相颖拿出亲手绘制的长卷压缩版，来证明大足石刻的价值。最终，与会专家得出统一结论：大足石刻不仅艺术水平高，而且数量很多。以宝顶山、北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五山”为代表的大足石刻，最终申遗成功，正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一刻。”郭相颖说。

当地时间1999年12月1日11时45分，在摩洛哥古都马拉喀什举行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3届全委会上，主持人宣布：“同意中国重庆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影响  让大足石刻绽放光彩

1999年大足石刻申遗成功后，相关部门通过展览、学术研究、文艺作品、石雕产品等载体，让大足石刻活在当下、服务当代，让这一世界遗产在世界范围内绽放光彩。 　　

“申遗成功助推了大足旅游业发展，带动了旅游从业人员收入增长，旅游产业逐渐成为大足的支柱产业。”大足区文旅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旅游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大足还注重研发文创产品，满足游客的消费需求。

在弘扬大足石刻文化价值的同时，大足积极发掘它的经济价值，石雕产业的发展便是明证。“申遗成功后，大足不断在城市建设中植入石刻元素，石雕产业迎来了发展机遇，高峰时大足有近2万名石雕从业人员。”该负责人介绍说。如今，大足城区的主干道和公园被各类石雕装扮得颇具特色。 　　

2011年1月25日，“崖壁上的瑰宝：中国重庆大足石刻展”在英国威尔士国家博物馆举办。这是大足石刻首次走出国门办展。在此之后，大足石刻相继在加拿大、日本，以及天津、广西等地办展，所到之处都观众如潮。展览让世人近距离感受这颗中国石窟艺术宝库中的璀璨明珠以外，也对外宣传了大足，宣传了重庆。

此外，“申遗”成功对景区当地的老百姓也带来了“福利”。宝顶镇老街的居民邓义才感受颇深，他一直在宝顶山景区摆摊卖各类旅游纪念品，或为游客拍照。据他称，申遗成功后，来这里的游客多了起来，他平均每天能有两三百块钱的收入，能养家。今年国庆假期，他收入最高的一天达到了1000元。 　　

申遗成功后，大足石刻的文保工作也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2017年，经历数年的调研、修改，《重庆市大足石刻保护条例》出台，为大足石刻的保护提供了法治保障，如今大足石刻已经成为西南地区石窟造像研究和保护领头人。（胡玉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