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口县“愚人村”摘帽人陈申福：为教育贡献自己的热浪

1984年，在外务工的陈申福毅然返乡，成为了仓房小学唯一的一名老师。早上8点，开始为学生们上课，语文、数学、音乐、美术、体育，所有科目都由他一人教授；11点，让学生们自习，自己到厨房为孩子们做饭；放学后，干农活挖药材补贴家用；晚上，批改作业、准备教案……

38年，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重复播放；38年，他想的最多的事情是不能耽搁孩子；38年，他最自豪的是教出了300多名学生，其中大学生就有46名，帮助家乡摘掉了“愚人村”的帽子。38年，他扎根深山，诠释着一位乡村教师对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充满了一个仓房人对家乡的无比热爱。

2019年，本该退休的他，想到村里的孩子们，义无反顾的接受县教委的退休教师返聘，坚守在三尺讲台上。2022年6月，他送走了仓房的最后一批适龄学生，9月，他转战长茅小学任教，他说：“只要还有一点光，还是要为教育贡献自己的热浪。”

城口，地处大巴山腹地，群山莽莽，沟壑纵横，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的说法，而仓房，更是这种地貌的典型，曾有“一河夹两山，两山入云霄；地无三尺平，房无三丈高”的民谚。

上世纪80年代末，《四川日报》记录下触目惊心的贫困状况：在这个距离城口县城仅7公里的山村，家家户户居住的竟是“‘棒棒’一围，茅草一盖”就是一间房的“排肋房子”，甚至是“茅草一堆、薄膜一盖”就是一间屋的“窝草蓬蓬”。

一个更令人揪心的事实是当地人九成以上是文盲，不少人因没有文化和长期无人交流，竟已不大会说话，一张口就是啊呀哦的，就像哑巴和傻子……后来，一篇名为《“愚人村”的悲哀》的报道让“愚人村”这个名字不胫而走，给仓房村的历史记上了最耻辱和深刻的一笔，也深深刺痛了陈申福的心。

上世纪80年代以前，整个村子基本都是文盲，能认识几个字就是村民中了不起的“文化人”。

新中国成立后，直到1965年，村子里才有了第一所“学校”，而所谓的“学校”，也只不过是一间四处漏风的“排肋房子”，只有几个学生，唯一的一名老师，还是从外村请来的，仅有初中文化，即使是这名老师，没过多久也因为无法忍受艰苦的条件离开了。没有办法，村里只有四处求人，只要有点文化，愿意教书的人村里都“来者不拒”请来代课，但即使如此，也没有一个老师能待上两年。

陈申福是村里第一位高中生，毕业后，便在外面打工，但每每想起在仓房上学的情景，他就忍不住为村里的孩子们担心，“我在村里读了5年小学，老师换了5、6个。”陈申福说，要摘掉“愚人村”的帽子，还是得从教育抓起，决不能让孩子们再因为没文化遭罪。

1984年，又一位老师因为忍受不了艰苦的条件离开了，陈申福听说后，毅然返乡，成为了仓房小学唯一的一名老师，“老师留不住？那我来当老师！”。

在他刚刚“上任”的那个秋天，便遇到了“拦路虎”，由于原有代课老师水平实在有限，学校里12名学生在百分制的考试中，平均成绩竟然只有12.5分。

困难没有让陈申福丧失信心，反而激起了他的斗志，他起早贪黑认真备课，根据学生情况针对性制定教学计划，经过一个学期的努力，学生成绩大幅上升，最低成绩都有68.5分，最高成绩达到了90多分。

陈申福“一炮走红”，村民们看到如此“优异”的成绩，原来让孩子在家做农活的村民纷纷将孩子送来读书，班里的学生一下子达到了60多人。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外出务工，只要人勤快，光凭劳力一年就可以挣到几千元，更别说还有高中文凭的陈申福了，但是他当老师的工资每个月只有9元，还要等到年终才能领到，每当看到那些同龄人过年时带回来的成沓的钞票，他也不止一次想过放弃。尤其在结婚生子之后，日子过得更紧了，每天上完课，走两个小时山路回家后，得赶紧把学生作业改了，教案备了，然后干农活喂猪；到了放假的时候，还得上山割生漆、采中药，这样才能勉强凑齐家用。

2000年前后，陈申福的孩子一个上大学、一个上高中，原本勉强收支平衡的陈申福，到了这时，也不得不考虑另谋出路。

得知消息的村干部、学生家长都劝陈申福继续留下。

“他们说这么偏僻的地方，外头好老师都不愿意来，你走了娃儿就没人教了。”回忆起那段艰辛拮据的日子，陈申福感慨万千，“当时真的是饭都吃不起了，晚上愁得瞌睡都睡不着，心里头就有两个人在打架，一个说，你这么坚持把自己搞的这么辛苦是为哪般，赶紧走吧，到深圳去、到灵宝去，哪儿不比耗在这里强？另一个说，不行，不能走！我走了，孩子们怎么办？村里孩子的教育，好不容易才有点起色的，这一走不就一夜回到解放前。”

妻子杨正菊原本是想劝说丈夫放弃的，但看着他内心备受煎熬的样子，说出口的话却变成了“要不你还是留下吧，我出去进厂挣钱”，说完就抱着他，一边打一边哭。

说到这些往事，陈申福总会充满愧疚，眼泛泪光，“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老婆和孩子，这些债，也只有下辈子才还得上了”。

改革开放后，开始有了年轻的仓房人走出大山、走进城市。但村民想到的，还是外出卖力打工挣钱，读不读书不重要，能挣到钱就行。

陈申福对这种现象记忆犹新，在他教书的前几年，经常发现学生没来上课，找人一问，多半都是家长把孩子带出去一同打工去了。

邓光友便是其中之一，由于家庭贫困，父亲连每学期9毛8分钱的学费都交不起，一家四兄弟，没有一人读书。

陈申福想方设法为他们垫上学费，四兄弟入了学，可让他没想到的是，仅仅两个月后，四兄弟就集体辍学，上门一问，两兄弟跟父亲出门打工去了，另外两兄弟跟着母亲在家里种地，陈申福费尽了口舌，最终也没能让四兄弟回校读书，这件事让他久久不能释怀。

从那以后，他开始了密集的家访，只要稍有空闲，就到学生家里去、到有适龄儿童的农户家里去，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的给村民们做思想工作，往往要很晚才能回家，到家后还要伺候牲口、批改作业、准备教案。

在他的劝说下，大部分村民都慢慢的转变了观念，支持孩子们上学。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高中生、大学生走出仓房、改变命运，村民们对教育也越来越重视，大家纷纷认识到只有读书才能断掉穷根。他们给自己定下了一条规矩：“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再苦也要送孩子读书！”

现在的仓房村，不仅不需要教师挨家挨户劝说家长们必须送孩子读书，家长们还纷纷将孩子送到龙田乡中心小学、县城学校甚至是重庆更好的学校读书，“读书不读书，都是坐‘山川'，最后还得种庄稼”的落后思想已经一去不复返。

1998年新学期开学后不久，陈申福借宿家访回家途中，在趟水过溪时遇上了突发的洪水，一下子被冲开4米远，要不是他随手乱舞拉住了一棵树，后果不堪设想，死里逃生的他禁不住想“我一个成年人，都会这么危险，天知道学生们在过这些沟沟坎坎的时候，会是什么情形。”于是，陈申福多了一个“习惯”，每天早上，他都会站在学校门口等，不时抬头看看眼前的山坡，只有看到孩子们的身影穿过林荫之间，才会放下悬着的心。

只要还有一点光，还是要为仓房贡献自己的热浪。

2022年，陈申福已经63岁了，这是他在仓房村小学任教的第38个年头。38年来，他先后教过300多名学生。

“村里的每一个年轻人，都当过我的学生。”他骄傲的说，在这300多名学生里，有190名初中生、65名高中生、46名大学生，“愚人村”的帽子已经彻底被摘掉。

其实，早在2019年，陈申福就已经退休了，家里的大孙子都已经四岁了，妻子也劝他一起去县城和孩子们生活，但想到村里的孩子们，他还是义无反顾的接受了县教委的退休教师返聘，又回到了他熟悉的三尺讲台上。

2022年6月。他送走了仓房村最后一批适龄学生，想着终于可以休息下时，又听说长茅小学的老师退休了，他便主动向教委申请，将他调到长茅小学去任教。

看着长茅的7个孩子，他说：“只要还有一点光，还是要为教育贡献自己的热浪。”（王雪梅、熊玲/文 图片由城口县融媒体中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