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刊发深度报告，聚焦村医后继无人的困境。据《2019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到2019年年底，全国仅剩村医79.2万，从最近5年数据来看，村医数量依旧以平均每年5万的速度锐减。

乡村医生，历来被形象地称为农村居民健康的“守门人”。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下，村医都无疑在乡村卫生事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深入到最基层的医疗力量，农民有什么头疼发热的症状，可以及时方便地在村卫生所获得诊治。此外，村医还肩负着居民健康档案与慢性病管理、健康宣传教育、预防接种等工作。例如，很多流行病的溯源离不开村医，重大传染病发生时，村医及时汇报，有助于在第一时间切断传播链，避免造成更大范围的伤害。

然而，村医群体的整体知识水平和医疗能力有限也是事实。在过去，村医被称为“赤脚医生”，他们缺乏成体系的专业化培训，很多时候依赖经验从事医疗活动。近年来，尽管村医职业化水平有所上升，却出现后继无人的境况。即便各地频频发文，村医职业吸引力仍持续走低。

村医数量减少固然有行政村合并、卫生院收编、自然退休等因素，但待遇低、保障差、风险高、任务重，是村医群体逐渐缩减的主要原因。

目前乡村医生收入来源包括三部分：一是药品零差价销售后的基本药品补助；二是收取诊疗费；三是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费。尽管不同地区村医收入存在差异，但大部分人每年拿到手也就两三万元。

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乡村医生刘贵芳的调研中提到，“医生退休工资很少，有一个干了40多年的乡村医生，退休后每月工资只有400多块。”据基层医师公社调查，村医中约26%有养老保险，每月养老金额在100元-500元的最多，占比43.76%。还有19.82%的村医每月养老金额在100元以下。

2015年后的“一号文件”，其中每年都涉及加强村卫生室建设的内容，但各地根据实际财政状况因地制宜，村医养老保障一直是悬而未决的老大难。

由“赤脚医生”演变而来的村医，逐渐走向正规化和职业化，但一直没有正式纳入编制，难以摆脱“半农半医”的尴尬。根据2020年6月1日正式实施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明确村医不是农民，而是医疗卫生专业人员。从多地实际管理情况来看，村医实行“乡聘村用”，纳入乡镇卫生院聘用人员管理。

这些聘用的医生，不仅承担着辖区内村民的诊疗任务，还有居民健康档案与慢性病管理、健康宣传教育、预防接种等工作。乡村医生到底是什么身份？说是农民吧，不干农活反而隔三差五开会，还开着诊所穿白大褂治病救人；说是医生吧，和农民一样缴纳新农合。

在农村，乡村医生曾是让人羡慕的职业。如今，这个职业逐渐失去了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因此，必须切实发挥村医健康“守门人”的功能，让村民继续认可村医、信赖村医，才能解决村医群体后继无人的困境。

一方面，要改革体制机制，明确村医的身份地位。村医职业地位的暧昧不清，无疑是村医职业吸引力下降的重要因素。要吸引更多医学毕业生从事乡村医疗工作，首先要给予乡村医生编制，明确他们医疗卫生专业人员的身份。

另一方面，要充分保障村医的福利待遇。要进一步完善村医的绩效奖励机制，提高村医从医的积极性。建立村医的基础工资财政保障机制，享有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险和退休政策。像乡村教师一样，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同时，对于优秀的乡村医疗工作者，要创造条件为其提供上升通道。目前，一些地方尝试招收正规医学院校毕业的年轻人，但也发生了留不下的问题，与其“堵”住年轻村医职业上升的路，不如出台政策积极疏导，让真正为乡村卫生事业作出贡献的人获得好的归宿。比如，允许年轻村医在规定服务期满后调动到上一级医院工作，出台城市医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所的交流机制，优先提拔任用有基层乡村医疗工作经验的优秀医生。

有朝一日，乡村医生、乡村教师这些乡村医疗文教的“主心骨”进一步挺直腰杆，乡村振兴才能积蓄起更多文明之力。（李松）